43年过去了，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我在长岭那个集体户度过了整整6年，这是一段无可炫耀的岁月，但恰恰因为有了这段岁月的磨炼，才使我在以后的岁月里能直面人生，以自强和自信走好自己的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那个年代一句响亮的口号。对于我们这批人来说，说是“知青”，实际上大多数人连初中都没毕业。但命运要我们远赴他乡，我们无法抗争，正如当初动员我们下乡时居委会干部的预言——“你们不下乡，以后会一直没工作。”带着失落，带着懊恼，带着对以后生活的迷茫，我来到了吉林省长岭县腰坨子公社战胜大队第一生产队插队落户。

我们插队的一队集体户有20名知青，11名女生，9名男生。集体户宿舍分男女各2间，中间为厨房。房子是砖木结构的，屋顶是用碱土抹上去的，屋内装上了电灯，这已经是整个大队最好的房子了。当运载我们行李的马车到达集体户时，正赶上下大雨。雨水带着屋顶的泥水哗哗地往下流淌，使门口空阔地带及围墙外连接着生产队的道路一片泥泞。夜色降临了，我听到了女生屋内传来的哭泣声。那时，她们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16岁，好多人都没出过县城，更不要说几千里之外的落后乡村了。

公社和大队对我们这批知青的到来很重视。为了让我们尽快适应当地生活，专门为知青点安排了一个老户长。老户长承担了磨面养猪等一切杂活。厨房做饭烧菜的活在老户长指导下由女生轮流承担。集体户工作生活的日常管理由家乡来的知青领队和公社、大队领导协商确定的正副班长负责。我为副班长，正副班长平均年龄20岁，属于比较成熟型的“领导”。

生活已经把我们带到了遥远的地方，逃避只能给自己带来痛苦。要生存，必须奋斗，要坚强，要努力掌握生产技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生存。

第一年最重要的是过劳动关。锄田是农活中要过关的重要项目。从小苗出土到开镰收割，几个月时间要不停地一遍一遍地铲地。它的作用不仅在于锄去杂草，不荒田，而且松土透气，是确保粮食增产的重要工序。而还没有掌握技能时，是无论如何也锄不好田的。尤其是我还戴着眼镜，几小时下来不但腰酸背痛汗流浃背，最后连眼镜片都布满了雾气，草没锄掉，还将苗都砍了下来了。老队长锄在前面，看我们落后了，就过来帮忙。当他看到按间隔距离要求留下的苗被我砍了，很是心痛，只好示范锄田要领，当时我感到很狼狈。“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首古诗实践了，我才有切身体会，一个“锄禾”已道尽了种粮的辛苦。那段时间，我们都是天刚蒙蒙亮即起身下地，中午稍事休息就赶忙出工，直到太阳落山。时间大约从早上5点到晚上8点，由于很劳累，大家回到集体户吃完晚饭，躺下后就沉沉入眠了。第二天，还在睡梦中，生产队的钟声就响起了，新一天的劳动又要开始了。

转眼，就到了秋收季节。全体知青掰苞米，割黄豆，打羊草（喂马草料）什么活需要干，就干什么，什么活需要学，就学什么。几个月下来，我们人晒黑了，手长老茧了。在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同时，我们还努力建设知青点的菜园子。秋收了，我们有了收获的喜悦。集体户全体知青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挣到了一年的口粮钱，地窖里还储存了大量的白菜、土豆和萝卜。劳动创造财富，我们已能养活自己了。尽管付出和收入很不对称，扣去口粮钱，一年所剩无几，但我们仍然感到很快乐。

在生产队劳动的日子里，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政治队长李桂林（即前面所提的老队长，李桂林队长后来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古铜色的脸庞，棱角分明，个子不高，人也消瘦，给人留下一种饱经沧桑的印象。他是一个老党员，爱憎分明，从不占生产队便宜，也不太批评人，但如果你犯错误会指出你存在的不足。或许是受他以身作则的影响，也造就了他大儿子成为优秀的生产队长。当时他30岁出头，结实精干，什么活都拿得起，对什么事都有一个认真劲儿。他锄过的田，杂草被清除得干干净净，而留下的苗则均匀地分布在田垄中。活干得又快又好，社员和知青都服他管。或许是受他们的影响，集体户一直是正气占上风。尽管集体户的知青户长（即原班长）换了好几任，有当兵走的，有提干的，但接任的还是把集体户管理得井井有条。我们集体户知青出工率一直是名列前茅，是腰坨子公社的先进集体户。

每年集体户杀猪，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那时，生产队分的油不够吃，因此，都要留一部分肥肉熬成猪油，而我们集体户的猪又是全生产队最肥的。每年杀猪分量都是在200斤以上，而农民家养的猪到宰杀时最多也就百八十斤，这不能说农民不会养猪，而要归结于国家供应给知青的粮食标准要远远高出农民可分配的粮食。当时，我们的粮食标准是每年每人650斤，每月54斤，每天1斤8两，有剩余粮食喂猪，而菜里的油水多了，吃的饭也就少了。因此，在我们集体户不用担心吃不饱饭。

1972年7月20日，长岭县革委会主任吴光耀（右1）在太平川火车站广场冒雨等候浙江知青专列的到来。

1973年的夏天，我接到公社通知，要我到长岭县委党校参加学习。当时正赶上下雨，当年公社与公社之间的路大多是土路。一下雨，乡村就无法通车。我打听到一条近路，穿越草原，只需走四五十里路。当年，对这样的学习机会，我特别重视。所以问清方向，就奔向草原深处。穿过公社种马场后，天空忽然乌云密布，顷刻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北方夏天的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一会儿，雨过天晴，连野兔都跑出来赶热闹晒太阳。中午时分，我就到了县城，这是我第一次穿越草原去县城。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到县城开会、学习的机会多了。碰到下雨天，又有几次穿越草原的经历，而最令我难忘的是大雪封道的那一次穿越草原。因为大雪掩盖了方向标识物，我走偏了方向。原来五六个小时就可以走到，我却走了十多个小时，而且走到相邻的公社去了。由于天色已晚，那夜，我是在那个村庄的生产队大土炕上度过的。

被陈满发施救的男孩赵三的母亲说起当年的事感激之情犹在。

1974年，我作为知青代表，参加长岭县委在三县堡公社复胜大队举办的下乡、回乡知青后备干部培训班学习，并且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生产实践活动。那年11月5日，我经过复胜大队村头的小水库时，突然发现水库冰面上有个冰窟窿，有孩子的头发和棉袄露出水面。情急之下，我连棉衣棉鞋都没脱，踩着冰面飞快地跑过去，没跑几步，因初冬冰层比较薄，我踩破了冰，也掉到了冰水里。那时，我离溺水的孩子已经比较近了。我奋力破冰游到孩子身边，迅速抓起孩子的手，一看是两个孩子手拉着手，我就一把抓住两个孩子的手往回游。这时，不远处有村民发现水库有情况都纷纷跑过来。在他们的帮助下，我顺利地把孩子递上去，我自己也是靠他们的帮助才被拉上岸。上岸一看，是一男一女两个六七岁的孩子。当时他们都已昏了过去。通过控水后，孩子有了哭声，我才放心地离开那里。

这个事情过后，长岭县发起了向我学习的号召。现在回想起来，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换了谁遇到这事都会本能地去营救的。这些年来，我一直想知道，当初我救出的两个孩子现在身在何处，家境怎样。我想应该大难之后必有后福吧。

1974年12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5年，我被任命为腰坨子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公社党委委员。主管卫生、教育、计划生育工作。期间，我经常下乡包队，和农民吃住在一起。在农村工作，不但要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还要和跳蚤虱子斗。有一次，在一个生产队住宿，晚上躺下，夜深人静，我在炕上能听到地下跳蚤的跳动响声。虱子也很多，整晚被虱子咬得无法入眠。回到公社后，用开水煮内衣，但终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毛衣上经常发现虱子和虱子卵（当地人把虱子卵叫虮子）。

大约1976年冬天，根据长岭县委要求，公社组队参加长岭县围造水库工程建设，我作为带队干部参加了这一建设工程的劳动。工程坐落在长岭县至太平川公路的沿线上，当时，天寒地冻，可以想象挖土建水库的艰难。为防晚上土被冻住，工程实行轮班转，公社干部半夜都要跟班参加劳动。冻土要用钢钎才能打下来，不干活，不活动，晚上零下二十几度根本无法在外面待下去。这个冷是彻骨的，难忘的，但又是很有价值的。在那时的环境，不讲效率，只讲政治，“天大冻，人大干，人定胜天。”到现在一到冬天或阴雨天，我的膝盖就发冷发痛，可能跟那时跟天斗，跟地斗的经历不无关系。

1978年春天将临的时候，我被抽调到长岭县霍林河公路建设指挥部工作（为霍林河煤矿建设配套工程）。相关公社组队参加了这一工程建设，工程地处内蒙古境内，工程规模很大，参加人员也不止一个省。工程待遇不错，农民兄弟除了工分，还有补贴。遇到雨天就学习休息不扣工分。指挥部人员都是相关县、公社抽来的干部，伙食补贴很高，吃饭不用自己掏钱。那时，物质文化都比较贫乏，而一旦有了物质基础的支撑，开展工作就方便多了。指挥部虽小，但职责非常明确。有管工程的，有管生活后勤的，有管宣传的，连县里广播站都派员参战了。根据指挥部的要求，我着手战地小报的信息采集、刻制和印发工作。小报信息量很大，有来自上级指挥部的要求和工作部署，有本指挥部领导的要求和指示，有各参战小组的工程进度，有对好人好事的表扬，还有竞赛过程中优胜班组的事迹宣传等等。当时还没有电脑和打印机，每期小报都是我用钢板蜡纸刻出来的，然后油印。小报除发到本指挥部各部门班组外，还上报上级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偶尔我还和司机去扎鲁特旗采购工程物资及生活必需品。内蒙古的县城很有民族特色，我们看到新奇的东西很多，特别是刀具很是诱人。还有皮靴子，质量特别好。20元钱1双，够我半个多月的工资，咬咬牙买了1双，那时，我觉得已经开始享受生活的美好了。那时，哲盟的草原还保护得很好，路上时常能看到野鹿，汽车开过还会惊跑草丛中的野兔。

8个月后，霍林河公路建成通车，我们是第一批享受者。草原深处，方圆百里没有人烟，车子开得跟飞起来一样，这是我一生见过的车流量最少的公路。回到县城后，我听说知青可返城了，那时知青有当兵的、有升学、招工的，留在集体户的已经不多了。我经不住回家的诱惑，辞去公社职务作为知青返城了。

1988年，我与同事到长春出差，转道重返长岭县腰坨子公社。那时，公社书记赵万山已在长岭县人大工作，我们经过县城去探望了他。而公社原团委书记任洪喜同志已是党委书记了。时隔10年公社还有好几个老同事在，见面甚是亲切。到了战胜大队，当晚我住到我原来包过队的七队队长家，和许多老朋友见面，真是无话不谈。那时浙江的乡镇企业已蓬勃发展，个体经济也如雨后春笋节节拔高，但北方乡村还是少见大的动作，我明显感到了南北方之间的差距。

回到家后，夜深人静，我和爱人谈起我这次重返第二故乡的感受（她是集体户11名女生中的一员，是我的初中同学）。我对她说：你知道吗，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岁月里，我们相恋了。你陪我一起走过了这段难忘的日子。我曾多次想起过，这样的岁月何时了，干农活我能比得过农民吗？在这里，我有能力自己建设家庭吗？我有能力让你过上好日子吗？但历史的发展，生活的变化，往往让人无法预料。知青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我们将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这里，尽管我们没有轰轰烈烈，一直干着平凡的事。但我们流过汗，努力过，拼搏过。尽管这些回忆有些苦涩，但也有爱情的甜蜜，我们的那段青春经历无怨无悔，妻子也频频点头。

这一晚，我们聊到夜深。聊到了知青的峥嵘岁月，聊到了几十年的奋斗。感谢生活，让我有了知青那一段酸甜苦辣的经历，让我学会了怎样生存与生活，又让我和长岭结下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缘。